人大代表建议东北全面放开生育
人大代表建议东北全面放开生育，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2020年的十年间，东北三省人口减少1106万人。人大代表建议东北全面放开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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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吉林团举行了全体会议，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吉林团在小组会议中，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
全国人大代表车秀兰表示，建议率先在东北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限制，提高边境地区、边远地区现行工资津贴，设立东北振兴人才基金。
车秀兰说，完全赞成两个报告。在支持东北地区创新发展方面，车秀兰建议：一是在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上参照西部省份执行，在税收优惠上享受西部大开发政策；二是率先在东北全面放开生育政策限制，提高边境地区、边远地区现行工资津贴，设立东北振兴人才基金；
三是深入推进东北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四是率先开展金融综合化经营改革试点，设立东北振兴银行、东北振兴基金；五是率先放开土地政策，建立土地制度综合改革试验区。
在推动东北文化教育设施建设方面，车秀兰建议：一是将职业院校博物馆建设纳入文化事业发展规划；二是支持“双高”职业院校建设博物馆；三是探索职业院校博物馆多样化育人模式；四是明确职业院校博物馆质量标准和功能定位，支持地方立足区域文化特色和发展优势建立博物馆教育体系。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2020年的十年间，东北三省人口减少1106万人。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人口学、人口预测研究领域专家王广州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东北人口生育率在过去30年降低了50%，2010年人口普查总和生育率只有0.7至0.8，不到1990年的一半，一个原因是东北以国有经济为主，国营单位比例高，所以独生子女政策实行范围广，此外东北的城镇化水平较高。
比如2020年人口普查中辽宁省城镇化率超过72%，在全国各省份中排在第二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个百分点左右。按照一般的发展规律，辽宁的城镇化水平领先全国平均水平10年左右的时间。
以往东北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比全国平均水平领先得更多一些，这些年由于经济发展相对缓慢一些，城镇化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也缩小了很多。城镇化率越高，生育意愿越低，这也是造成生育率低的原因。
此外，他认为，东北是移民文化，多数人口是来自其他省份的移民，缺少根亲文化，对走来走去很习惯，因此人口会外流，比如去海南等地生活。东北的教育普及率高，从国际经验看，文化程度越高，生育率越低，综合原因造成了东北人口的现状。
在全国两会小组讨论中，全国人大代表刘益春说，完全赞同两个报告。刘益春建议：一是加大对东北地区的支持力度，支持科技创新和“双一流”建设，建立先进的科技创新中心，更好支持东北振兴；二是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第24页“促进教育公平和质量提升”后增加“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安桂武建议，一是希望国家大力推动人力资源产业发展，提高市场配置智力资源的效率；二是加强就业政策的统筹，增强系统化和协调性；三是深化体制改革，加强地方和单位用人自主权；四是完善促进和保障就业的法律体系。
全国人大代表李明伟建议，一是在产业转移、基础设施、生态建设、公共服务建设方面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时，取消相关地方配套资金；二是新增绿电消费不计入能耗强度考核；三是将土地指标交易收入由全部用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改为优先用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
全国人大代表刘峰建议，一是加大中央财政对发展落后省份和地区的支持力度；二是允许各地在完成保障目标的前提下对财政资源进行统筹支配；三是继续加大对中小银行风险化解的支持力度。
全国人大代表刘化文建议，继续增加中央财政对市州隐性债务化解方面的支持。
全国人大代表图门建议，中央财政加大对吉林省“千亿斤粮”生产工程的支持力度，设立专项资金推广粮食生产“梨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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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优化生育政策一直是广受关注的热点话题。去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国家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虽然政策已经鼓励国民生育三孩，但许多家庭的生育意愿仍受限于收入、物价、住房、养育、教育等方面的压力。
“当前社会普遍存在‘晚婚、晚育、不婚、不育’等现象，加之当前生育与养育成本过高，生育后女性存在劳动就业的职场困境、职场不公等问题，导致整个社会的生育意愿普遍不高。因此，我提出了关于落实全面三孩政策相关配套措施的建议。”3月7日，全国人大代表徐晓在接受采访时说。
徐晓说，三孩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将从“限制生育”走向“鼓励生育”。放开生育权只是第一步，民众更需要配套政策来作为支撑，所以后续的政策以及相关配套措施显得尤为重要。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对“三孩”生育政策进行了重要表述：要完善三孩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将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费用纳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要让更多家庭愿意生、敢于生，可通过税收手段鼓励生育，切实减轻家庭经济压力。比如，在优惠税收政策方面，可按照家庭人口数量进行减免个人所得税，对全面实施三孩政策的家庭免除个人所得税。”徐晓说，可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购房、购车等政策相关联，与养育孩子数量进行挂钩，减轻家庭生育养育负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
此外，还要加大宣传力度，营造鼓励生育社会氛围，构建生育安全和生育关怀的公共政策体系，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福利制度体系，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生得起、养得起”的问题。
徐晓说，还需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建议在现有的基础上适度延长产假；重点关注企业女性的劳动权益问题，出台政策保障女性合法的就业权益，鼓励用人单位对孕产妇实行更为灵活的工作时间安排，在全社会形成“不因女性生育导致失业”的社会舆论氛围。
今年，徐晓还带来了关于重视独居老人居家安全问题的建议。她建议建立独居老人信息建档制度，对60岁以上的独居老人进行普查登记，建立基本情况档案资料，可把这项工作纳入城市居委会和村民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内容。
坚持普惠性、公益性方向，突出社区居家养老为主、机构养老为补充，形成医养康养结合、“大中心+小中心+数字化”的格局，为老年人提供高效化、人性化、嵌入式的养老服务。
徐晓说，为防止老年人在家跌倒或发生其他意外，街道办可在征得老人子女同意后，联系相关机构在老人家中安装养老床位和智能安全看护系统。老人子女、社工等人员可通过手机了解老人的最新状况，建议将家庭养老照护床位建设费和智能安全看护系统运维费纳入医保基金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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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民革中央拟向全国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提交《关于改善育龄人群生殖健康的提案》。该提案指出，我国育龄人群生殖障碍问题不容忽视，帮助这一群体顺利实现生育愿望，对于缓解生育率过低的状况，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意义。
缓解生育率过低可能是未来中国需要特别关注、引导和解决的问题，因此民革中央的提案从解决育龄人群生殖障碍着眼，是一个有效也切合实际的解决思路。不过，对于现在的生育低迷状态，需要从全局着眼，从抓主要矛盾着手。
当今全球的总趋势是生育率普遍下降。2020年7月，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在《柳叶刀》上发表的研究论文显示，全球总生育率在稳步下降，预计到2100年，全球195个国家和地区中，将有183个总和生育率（TFR）低于生育替代水平。随着生育率的普遍下降，预计世界人口将在2064年达到97亿左右的峰值，然后在2100年下降到88亿左右。
生育率下降在中国更突出。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末大陆31个省区市总人口为14.126亿人，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进一步降至7.52‰，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总和生育率为1.3，大大低于生育替代水平（2.1）。
总体而言，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出生率下降通常受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影响。为解决生育率下降的问题，中国已放开了三胎政策。但是，如果没有经济支撑，没有住房、不能解决生儿育女的一系列问题，还是不能提升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行动。
国内已经有一些地方在对生育二孩和三孩的夫妇和家庭进行各种补助，从育儿津贴，到超长假期、购房租房优惠等，最高的经济补助是三孩家庭每年补助1万元。显然，这些是杯水车薪，无法让育龄人群付诸行动。因此，从社会、经济和文化角度探讨和实施更多、更容易促进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和行为的政策和措施将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再从改善育龄人群生殖健康的具体措施来看，民革中央的提案指出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不孕不育人群比例攀升，治疗成效有待提高，治疗及辅助生育费用高昂。因此，需要建立多级预防体系，鼓励研发推广先进诊疗技术，实施多种治疗手段。
将治疗费用纳入医保，构建制度性保障体系。这些建议显然是在解决生殖障碍和治疗不孕不育方面提出了全面性的思考，当然，具体的措施还有待于医疗、人口、医保等相关部门的跟进，并制定相应措施。
现在，已经有地方采取了行动。北京在2月26日宣布，从2022年3月26日起，在门诊治疗中常见的16项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北京医保甲类报销范围。纳入医保甲类报销范围的辅助生殖技术的项目价格从180元到5050元不等，项目类型涵盖人工授精、胚胎移植与培养等多种医疗服务。
这个措施当然对于有生育愿望，而且有严重不孕不育障碍的育龄人群是一个极大的促进动力，但是也要看到，从医疗技术和经费报销上来治疗不孕不育和促进生育，也只是涵盖了较少一部分人群。事实上，改善生殖健康和治疗不孕不育应当放在主要人群和主要生殖障碍上。
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人群中不孕不育的比例约为10%-30%。导致不孕约有40%是男性因素，40%为女性因素，另外10%-20%是共同因素或不明原因。对于这些占主要人数的不孕不育者，通过简单的常规治疗都可以解决问题。
需要采用辅助生殖技术的患者，如做试管婴儿的患者不到不孕不育人群的10%。我国每年的新出生人口中，近2%是试管婴儿。因此，应当首先把目前不孕不育的常规治疗手段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内，但目前常规的治疗不孕不育的医疗技术并未列入医保，而辅助生殖技术只是治疗不孕不育的“兜底”技术。
把不孕不育的常规治疗手段纳入医保首先可以解决大部分不孕不育患者的问题，以提高生育率；其次，医保的经济负担更轻，一些治疗费用为几百元，远低于几千元和上万元的辅助生殖技术费用。同时，把不孕不育的常规治疗纳入医保还有助于避免患者在求医时首先选择辅助生殖技术，因而可以避免滥用这一技术的潜在风险。
无论是从社会、经济、文化，还是以医疗技术改善和促进生育方面，都需要从全局着眼，抓主要矛盾，才有可能逐渐提升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行动，提高生育率。
